编者按
千百年来，忧患意识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里，凝聚成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族精神。这种“忧乐精神”的深刻内涵是什么？有什么样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组织部分基地专家学者就此进行了探讨。湖南日报今天推出这一研究成果，以飨读者。
正确把握忧与乐的辩证法
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长沙理工大学基地
忧与乐是人们由感觉得到的最基本的两种感情，也是由感觉和反省而获得的最简单的两种观念。“忧”，有愁苦、忧虑的意思，“乐”是欢喜、快乐的意思。人们常常希望能够无忧无虑，永远快乐，但其实，每个人活着，就不免忧乐相侵，苦甜相扰。历史证明，一个人，如果能跳出小我的漩涡，不仅关怀自我的忧乐，也关怀他人、天下人的忧乐，其生命将由此得到更大的扩展和提升。人生为何忧为何乐，为谁忧为谁乐，因此形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独特而有重要人文价值的忧乐精神。
一、从《诗经》到《论语》，从孔子到范仲淹——忧乐精神的源与流
探索忧乐精神的源与流，可以上溯到先秦时代。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早期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质匮乏，人寿短暂，人们的感情充满了忧愁、忧虑、忧伤。《诗经》里，人们歌咏“忧心忡忡”“忧心惙惙”“我心伤悲”等等，整部诗集，满篇满纸忧时伤逝之情。《诗经》由孔子增删编定而成，他将表达了一种欢乐情绪的《关雎》列为篇首，评价它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不是简单的安排，也不是单纯的情绪表达。自此，忧与乐两种情感、观念通过儒家学说得到了哲学意义的发展和丰富，并形成了历史上绵延不绝的忧乐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中忧乐精神的内涵与表现。就中国文史哲不分家的文化传统而言，文学抒情的“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历史借鉴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哲学提炼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共同构成了忧乐精神的主要内容。儒家的深入挖掘，更使得它成为忧乐精神得以形成的丰富源泉。孔子对人会有忧伤这一人性的事实相当了解，所以他认为君子有三达德：智仁勇，要做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孔子欣赏人们在了解生活和人生的局限以后，还能唤起乐观的情绪与精神。他很赞赏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他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充满了对乐的礼赞，他说自己“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儒家的这种积极进取和关怀现实，得以构成中华文明忧乐精神的主脉。到宋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乐早已超越个人的情感与民族、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
忧乐精神的现代价值。梳理两千多年忧乐精神的发展脉络，今天的人们可以得到生动的启发：从个人情绪、情感的层面讲，不管遭遇和面对何种人生处境，要做到“不怨天，不尤人”“修己以安人”；从个人对社会、对他人的关系层面讲，则是“忧以天下，乐以天下”，因为“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从个人对国家、民族的关怀层面讲，既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担当，又有“万家忧乐总在心”的情怀。
一个人，为何为谁而忧乐，既表现胸怀又体现境界，无疑对共产党员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辩证地看待忧与乐——共产党人的“乐以忘忧”和“先忧后乐”
唯物辩证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内容。新时期认识、发展忧乐精神，需要辩证思维。
忧与乐相生相依，也可以相互转化。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古人云：“乐极生悲”“否极泰来”，是对忧与乐辩证关系的提炼和总结。所以对于忧，要不愁不悲；对于乐，要勿喜勿骄。人生无忧怎知乐可贵，人生没有快乐则会在无穷的忧虑中失去前行力量。对于我们的事业，同样如此，在忧乐精神中蕴含着一种坚强的意志和奋斗的勇气。在过去的历史中，忧乐精神引领中华文明的伟大发展，使我们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在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忧乐精神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可以说，“四个自信”是忧乐精神为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提供的精神动力；“一带一路”是忧乐精神为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把握的发展机遇；“中国梦”是忧乐精神为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提出的伟大目标。
忧乐精神诞生于传统社会，在今天的社会现实中仍将发挥巨大作用。从孔子到范仲淹，建立理想世界，实现天下太平，追求国泰民安，老百姓安居乐业，一直是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伟大的使命感之所在。这种文化精髓影响了千百年来人们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其中包括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表现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立身处世的道德修身，表现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心忧天下的家国情怀，表现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的确，忧是一种精神鼓舞，乐是一种人格提升。在今天，忧乐精神因为有千千万万共产党员的秉承和率先垂范，发挥着更深远的影响和作用，使得中华文明在现代表现出更强的生命力，能实现经济富强，政治民主，文化繁荣，还有人民安宁与社会和谐。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我们共产党人讲奉献，就要有一颗为党为人民矢志奋斗的心，有了这颗心，就会‘痛并快乐着’，再怎么艰苦也是美的，再怎么付出也是甜的，就不会患得患失。这才是符合党和人民要求的大奉献。”人都会有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有悲欢离合爱恨情仇，但是个人的忧愁欢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前途紧密相连，才能得到升华，迸发生命的光彩。（执笔：成海鹰）
忧乐精神与担当意识
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湖南大学基地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包含“忧”与“乐”、“先”与“后”两组对立性的概念，但它的重心不是忧与乐的孰轻孰重或者孰先孰后，而是“天下之忧”与“天下之乐”。范仲淹所推崇的“忧”是“天下之忧”，“乐”是“天下之乐”。虽然不是抑制个人享乐的禁欲主义，但这样一种忧乐观念毕竟将自我的“小忧乐”融入到了天下的“大忧乐”之中，从中折射出的是一种将天下的安危和百姓的福祉埋藏在心间的悲壮情怀。在此意义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宣扬的其实是一种以天下和百姓为中心的大公无私精神。历史的进程发展到今天，这种忧乐天下的精神则生动地体现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时代精神和担当意识。
（一）
以天下之忧为忧、天下之乐为乐的呐喊虽然由范仲淹发出，其中所传达出的心系天下的精神却植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之中。在诸侯争霸、纷争不断的先秦社会里，无论是坚持“为仁由己”的孔子，还是标榜“兼以易别”的墨子，都为国家的治理和百姓的安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以天下之忧乐为忧乐的品格在他们身上有充分的体现。
在儒家，以天下之忧乐为忧乐的精神体现为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坚毅品格。当满腔的治国热情在鲁国大受挫败之后，孔子便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周游列国生涯。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孔子及其弟子虽然历尽磨难，但他始终未曾改变通过游说诸侯国以实现国家治理的初衷。孔子的最终理想是建立一个“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而这一远大理想如同一盏明灯指引他坚持不懈地行走在游说列国的漫漫长路上。对于孔子的行为表现，石门守城人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可谓确当的评价。“知其不可”透露出孔子政治理想实现的艰难性，而孔子本人对此有清醒的认识。然而，面对困难，孔子没有丝毫的退缩，而是迎头而上、知难而进，由此可见孔子忧乐天下的责任与担当。
在墨家，以天下之忧乐为忧乐的精神体现为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牺牲品格。“摩顶放踵以利天下”本是孟子对墨子“兼爱”的批评之语，他将“兼爱”理解为一种无差等之爱，认为它必然导致忽略对自己父母的爱，因而被视为“无父”“禽兽”之举。我们如果暂且抛开孟子的批评，仅从墨子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忧心现实的心情来考虑，便不难发现，墨家的“十论”学说无一不是针对现实社会的弊病而提出。其中，“兼爱”“非攻”是为了解决国与国之间互相攻伐，家与家、人与人之间互不相爱的混乱状况；“节用”“节葬”“非乐”针对的是国家挥霍无度、百姓财用不足的困境；“尚贤”“尚同”致力于国家管理模式的高效和有序；“非命”“天志”“明鬼”则从精神层面为国家和百姓的安定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墨子的理想是实现国家富、人民众和刑政治，正是在这一目标的驱使之下，他开始了栉风沐雨的奔走。为了阻止楚国攻打宋国，墨子甚至可以连续行走十日十夜，只为消除国家之间的纷争。由此，一个为天下，为国家，为百姓甘愿付出与牺牲的人格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
(二)
孔、墨二者的行为很好地诠释了对家国天下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而这种意识和精神尤为体现在湖湘文化之中。
在两宋湖湘文化繁荣之际，面对内忧外患的国家情势，以胡安国、胡宏、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者即展现出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他们深刻反思如何经世济民、治国安邦的问题，慨然以济世救民为己任。无论是身居朝廷，还是退处山野，他们都尽力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现实政治，直言劝谏，不畏权贵，为抗击外扰、改革弊政以及救亡图存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在当时空谈性理渐成潮流的环境下，湖湘学派这种关注现实的作风可谓一缕清新之风，从而将儒学本身具有的积极入世的担当精神充分显扬出来。而后，这种精神逐渐演变为中华民族的独特气质并一直绵延至后世。
近代以来，在西方强敌入侵、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湖湘大地更是涌现出了一批像左宗棠、曾国藩、谭嗣同等甘于为国家和民族的兴亡而奋力抗争的人士。曾国藩所言“大禹周乘四载，过门不入，墨子之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表达了他勤俭修身以救世济民的伟大抱负；谭嗣同的“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外，复何足惜”则将他勇于为国家和社会作出牺牲的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三)
时代前进的步伐不会停止，忧乐精神的内涵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但不论其外在的表现形式如何变化，以国家和人民为中心的牺牲与奉献精神都始终是最核心的内容。今天，我们将平江县扶贫办主任叶剑芝树立为忧乐精神的典型，就是因为我们能够在他长达十几年的扶贫经历中感受到他的责任与担当意识，而这种责任和担当就是忧当地百姓之忧、乐当地百姓之乐，全心全意地为当地百姓作贡献。（执笔：吴晓欣）
屈贾忧乐精神的本质内涵与时代价值
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湖南师范大学基地
叶剑芝是当代共产党人忧乐精神的典范。把握和学习叶剑芝忧乐精神，需要对其源头活水的屈原贾谊的忧乐精神及其深刻内涵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一、屈贾忧乐精神的本质内涵
屈原和贾谊是中华忧乐精神的代表性人物，他们自觉地将自己与其所属的国家民族有机地联系起来，为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福祉作不遗余地的奋斗求索，同时也有一种“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的深刻的忧患意识，特别是在其政治抱负不被见用而遭放逐的困难情境下，他们念兹在兹的仍是自己魂牵梦绕的国家民族。因此，屈贾忧乐精神的实质是忧国忧民以及对美政善治之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他们精神上感觉到的快乐是美政善治的理想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而所生发的忧虑、忧患则是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百姓生存状况的不尽忧思和高度关注。
屈贾忧乐精神是一个内涵丰富、境界高远的精神和价值体系，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是对国家民族绝对忠诚的赤子之心。屈原、贾谊心志中所表达出来的忠诚，不仅指对国君的忠诚或曰私忠，更集中地眷注于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忠诚即公忠。而且这种忠诚即便在“虽九死”的情况下也“其犹未悔”，不改初衷。其二是对真理道义的上下求索之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表征的是屈原孜孜以求真理和道义的心曲。正是这种上下求索使屈原、贾谊能够形成比一般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的精识睿智，也因此他们能够提出比较具有超前意识的治政方案。其三是对庶民百姓的高度关切之情。屈贾忧乐精神有着对庶民百姓生存境况的深深同情，“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是其忧民情怀的生动展现。贾谊《治安策》《过秦论》等中亦有对如何减轻百姓负担使其能够休养生息的精湛论述。其四是对美善人格的倾慕向往和矢志护卫之节。屈原不能接受渔父“与世推移”的劝说，坚持认为放弃人格的历练和精神的追求无异于自我毁灭，他“宁赴清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也不愿“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怀沙》）。这种执着地守人格之清、全人格之节彰显了屈原精神气节的高岸和伟大。
二、屈贾忧乐精神对湖湘文化和精神的深刻影响
屈贾忧乐精神生发和传延于湖湘大地，湖湘大地因生发和传延屈贾忧乐精神而被称为“屈贾之乡”。“屈贾之乡”是与屈原、贾谊忧乐精神的生发、传播、绵延与弘扬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屈贾忧乐精神犹如一道精神血脉，千百年来在湖湘大地代代相传，亦如文化基因在文化递嬗和社会演化中不断传承发展，从而使湖湘文化生成一种一以贯之的伦理气质、源远流长的伦理精神。
北宋时期，范仲淹作的《岳阳楼记》进一步凸显并拱卫了湖湘文化的这一精神血脉。范仲淹虽然不一定到过湖湘大地，但是他对湖湘大地生发和传延的屈贾忧乐精神却有着独特的认知和价值认同。《岳阳楼记》继承并光大了屈原和贾谊的爱国忧思，而其所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价值观念和忧乐情怀则成为湖湘文化历史的坐标和涌动的潮流，将屈贾忧乐精神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明清之际，王夫之自称“生于屈子之乡”，以“旌三闾之志”，亦即以发扬屈原的精神为自己理想性的追求。王夫之的“埋心不死留春色”以及“孤忠独抱”、船山顽石之志是对屈贾忧乐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近代中国，命运坎坷，国家多难。湖湘大地涌现出了一大批“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仁人志士。左宗棠早年慨然有天下之志，“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忧乐情怀跃然纸上。
一代伟人毛泽东一生深受屈贾忧乐精神的影响。在长沙求学期间就时常品读屈原、贾谊的著作，推崇《楚辞》，酷爱《离骚》，并对贾谊的《治安策》《过秦论》也很感兴趣，对屈贾忧乐精神予以高度评价。
三、屈贾忧乐精神的时代价值
屈贾忧乐精神因其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情操和对理想信念的孜孜以求以及对高尚人格的倾慕而有其不朽的精神价值。
新时期弘扬屈贾忧乐精神，对于我们党发扬先进性，永葆自身的朝气与活力，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只有在党忧党，永远注目于党的建设，才能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新时期弘扬屈贾忧乐精神，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具有重要的精神陶铸和价值支撑意义。要完成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任务，需要攻坚克难的问题不少，尤其是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全面脱贫，更是一场等不起、拖不得的攻坚战，需要我们下大力气去应对解决。
新时期弘扬屈贾忧乐精神，对于我们应对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各种挑战，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全球化信息化时代，风险系数不断加大，各种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有一种未雨绸缪的意识，有一种居安思危的观念，并在实际生活中敢于担当、敢于奉献，才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执笔：王泽应）
忧乐情怀与民族精神
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湖南大学基地
《岳阳楼记》之所以流传近千年，最重要的应该是文中表达了作者的忧乐情怀。忧乐情怀实质上是一种忧患意识。而忧患意识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民族精神，是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的文化基因，它将与这个民族共始终。
一、忧乐情怀实质上是一种忧患意识
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忧”和“乐”之间，恐怕更多的是“忧”而不是“乐”。他说自己“进亦忧，退亦忧”。进之忧在于“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退之忧在于“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无论进退，都是“忧”。所以，范仲淹的忧乐情怀实质上是一种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自然也并不排除“乐”。不过，“乐”总是短暂的，而“忧”却是永恒的。有忧患，总是因为看到了问题的存在。找到了问题所在，就要想办法解决它。问题解决了自然可“乐”。所以，对于一个有忧患意识的人而言，“乐”是建立在引人“忧”的“患”的摆脱和问题的解决而产生的。“乐”是以“忧”为前提和基础的，先有忧，然后才有乐，这是“先忧后乐”的一层内涵。“先忧后乐”还有一层内涵，那就是在别人还没有发现问题的时候，你先发现了问题，因而先行忧愁起来，这就是“先忧”；要等到所有人都感到问题解决了而高兴起来，解决问题的人最后才能高兴起来，这就是“后乐”。若不是“后乐”，问题解决到一半，你以为完全解决了，先乐起来，必定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而实际上，对于一个有忧患意识的人而言，问题是永远解决不完的，一个接着一个。即使是都解决了，大家平平安安，也还得“居安思危”。“安”是能给人以“乐”的，可偏偏要去“思危”，这就是“忧患意识”，还需要防患于未然。
二、忧患意识是我们的民族精神
忧患意识是与民族精神相连的。家国利益并非总是与个人利益一致，当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真正的忧患意识要求放下个人利益和个人忧乐。“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正是这种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
这种忧患意识当然并非始于范仲淹，早他两千年就已经有了这种精神。《易传·系辞下》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这应该是中国古代典籍中最早对忧患意识的叙述。《史记》载：“文王拘而演《周易》。”尽管文王是否作《周易》在学术上存疑，但《周易》主体部分成书于商周之交这是得到了学术界大体一致认可的。《周易》颇多戒惧危疑之辞。同样，《诗经》中描写商周之交的许多诗歌，表达忧患的诗句亦所在多有。那些诗人、那些知识分子忧的不是一己私利，而是国计民生，是家国天下。这大概就是我们民族“忧患意识”得以产生的时代。
中华民族的文明是目前这个世界上唯一不曾断裂而一直延续至今的文明，这恐怕与我们民族三千年的“忧患意识”是密切相关的。“忧患意识”早已经内化为我们的民族精神。鲁迅先生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鲁迅先生称他们是“中国的脊梁”。像叶剑芝这样的干部，他们心系天下，心忧天下，他们的“忧患意识”正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体现，他们正是“中国的脊梁”。
三、民族精神的时代性
“忧患意识”作为一种民族精神，必定是可以作为这个民族的文化基因来发挥它的作用，来帮助这个民族绵延和发展的。所以说，作为我们民族精神的忧乐情怀和忧患意识也有它的时代性。一方面“忧患意识”的内在精神与历史时代一脉相承，又被赋予新时代新的内涵和特点。
新时代的“忧患意识”有什么样的新的内涵和特点呢？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在忧患的主体方面。中国共产党担负执政的使命，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是忧患主体，爱党必然“忧党”，从而要求党员在各自的岗位上起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官员做人民的公仆。二在忧患的对象方面。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因而“爱党”应该表现为“忧党”，忧党就是忧民。
总之，走出狭隘个人利益的家国意义上的忧乐情怀，实质上是一种作为民族精神的“忧患意识”。在新时代，“忧患意识”需要继续发扬，需要有新的内涵和特点。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才有希望，民族复兴才有可能。（执笔：陈仁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