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家园，这个精神家园就是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中华文化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加之自古以来中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差异大、交流不便，且人口众多、族群并非单一，故而在中国境内存在着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提得比较多的有中原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关中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包括台湾在内的闽南文化，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岭南文化等等。其中，湖湘文化更因在近代影响巨大深远而广为人知。
探讨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应从两个关键词入手：一为楚风，一为湘学。
楚风：滋养发育湖湘文化的肥沃土壤
楚风即楚之风俗，具体地说即南楚之风俗，这是湖湘文化诞生的基础。
南楚风俗是由南楚也就是湖湘的地与人形成的。
这块土地，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位于亚热带，气候温暖，雨水丰沛，宜于植物生长；它的东、南、西三面环山，北面是洞庭湖，境内有湘、资、沅、澧四条大河，四条河最后都汇集于洞庭湖；境内多丘陵，少平地，大部分土地不肥沃，南部多紫色页岩，土质更为瘠薄。对于整个湖南的地理状况，历来有“八分山水二分田”之说。
据考古资料证实，远在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就在湖湘一带活动。最古老的遗存，可以追溯到50万年前。据史籍记载，春秋战国时期乃至更早以前，湖湘大地上居住的族群主要有五个，即越人、蛮人、濮人、巴人、楚人。其中越、蛮、濮三个族群一向被称之为南蛮子，他们是湖湘一带的原住民，对这块土地所起的作用力最大。巴、楚两个族群进入较晚，人数较少。
大致在西周末东周初这段时期，楚国的势力开始深入湖南，并将其大部分土地纳入楚国的版图。从秦朝开始，湖南在政治、经济以及官方文化方面与中原地区逐渐靠拢。秦汉时期，为躲避战乱，一些北方人南迁湖南。他们凭借先进的生产力和团队的力量占据境内的中心地带，将大部分原住民逼向西部和南部。这批人就是后来的苗、瑶、侗、土家等少数民族的祖先。南下的北方人与继续留在中心地带的人群渐渐融合，成为湖湘地区的主体民族——汉族。
常言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湖湘这方水土养育的这方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呢？
对此，古代史册常用这样的字眼予以描摹：尚武、好斗、喜用剑、轻死、剽轻、易于激发等等。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述，即崇尚勇武、喜欢打斗、爱好兵器，对死看得轻、剽悍敏捷、容易被激怒等等。最早记载湖湘这种民风形象的，应属伟大诗人屈原。当我们读屈原的《离骚》《国殇》《卜居》《渔父》等辞赋时，感受到的正是这种氛围。
自古以来所形成的风俗，仍在影响着今天的湘人。比如说“霸蛮”这个词，湖南各地的男女老少都会随口说出。湖南人所说的“霸蛮”，通常有两个最主要的内涵：一为野蛮、犟拗、不讲方式、不循常情；一为霸道、强梁、不讲道理、只服力量。这个词中有一个“蛮”字，正说明这是远古南蛮子的遗风。
屈贾：湖湘精英文化的源头
对湖湘文化的打造起着重大作用的还有湘学。湘学是对湖湘学问、湖湘学派的简称。“湖湘学派”一词最早出现在南宋初期，是当时学术界对以胡安国、胡宏父子为代表的学术群体的称呼。
在一段很长的历史时期，湖南没有本土的大学问家，湖南精英层面沐浴的是“流寓学问”的光辉，屈原、贾谊、杜甫、刘禹锡、王昌龄、柳宗元等人，便是流寓者的杰出代表。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屈原、贾谊。
青年毛泽东在送新民学会会员罗章龙赴日本留学的长诗中，就把罗章龙比作屈原、贾谊式的人物：“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可见屈贾在湖湘的地位。至今仍有人认为，屈贾乃湖湘精英文化的源头。湖南人对屈贾有着一种特别亲切的敬重感，汨罗江边的屈子祠与长沙城里的贾太傅祠，千百年来香火不绝。
屈贾对湖湘精英阶层来说，首先是人格方面的影响。屈原追求高尚的理想，不与污浊同流合污；贾谊对朝廷忠心耿耿，梁王坠马殒命，身为师傅的他为之忧伤致死。这里体现的都是人格上的美好。屈原自投汨罗江的壮举，更为湖湘士人血性的培育树立了高山仰止的榜样。
其次是他们借文字为湖湘士人的精神开拓了一片高远的境界。《离骚》中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感叹，《过秦论》中对秦王朝“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批判，在一代代湖湘士人的心里敲起警钟：做官行政，当以民为本、以德为化。
此外，屈贾的文风，特别是屈原辞赋中所表现出的波谲云诡、气象万千的想象力和建立在楚地民歌基础上的横绝一时的创造性，更成为湖湘士人激情荡漾、勇于创新精神的源头。
可惜，湖湘毕竟地处偏僻，万水千山阻隔了中原文化的流畅进入。屈贾之后的杜甫、刘禹锡、王昌龄、柳宗元、辛弃疾等人，或在湖湘滞留时间短暂，或在当时当地影响力略逊一筹。湖湘的学术星空，一直寥若晨星，亮度不足。
直到晚唐期间，湖湘仍被北人视为地老天荒的蛮夷之地。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汉民族主流文化，直到那时还谈不上对湖湘大地这个蛮荒之国有着深度影响，湖南尚未有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群体和具备自我特色的学术流派。
岳麓书院：担负起湖南学术薪火传承的历史使命
湖南本土的学术活动，应该说是从周敦颐开始。北宋道州人周敦颐，早年受教于家乡，成年后离开湖南进入仕途。他在《易传》《中庸》及道家思想基础上，提出一个以“太极”为中心的世界创成说，还提出性、理、命等哲学概念，创立濂溪学派，拥有程颢、程颐等一大群优秀弟子。周敦颐不仅因此成为影响最为深远的理学鼻祖，也成为湖南学术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周敦颐的再传弟子杨时将他的学问带回湖南，杨时的弟子胡宏及再传弟子张栻对湖湘学术的奠定发挥过关键作用。从那以后，湖湘学术逐渐走向繁荣。相应地，“湖湘学派”也逐渐成为对三湘四水学术群体的通称。他们所讲授的学问，也通常被称之为湖湘之学。
湖湘学术在宋代之后的繁荣，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在长沙有一所千年弦歌不绝的岳麓书院。
成立于北宋开宝年间的这所书院，因为教学效果显著，并加之真宗皇帝召见山长周式，亲题匾额并颁赐经书，而有幸成为北宋四大书院之一。从那以后，不论时局如何动乱、战争如何残酷，这所位于岳麓山下的高等学府，一直鲜有中断它神圣的教育事业。它聘请各朝各代当时国内一流学者来此授课讲学，广开山门接纳五湖四海的聪颖才俊来此读书。千余年来，岳麓书院担负起湖南学术薪火传承的重大历史使命。
湘学的特色：“道南正脉”“学达性天”“实事求是”
湖湘之学即湘学有哪些特色呢？湘学的特色集中地寄寓在悬挂于岳麓书院内的三块名匾中。
一为乾隆皇帝所题的“道南正脉”匾。“道南正脉”四个字，说的是地处南方的岳麓书院，所传授的学问是理学的正宗。这四个字，既是乾隆皇帝对湘学的高度评价，也指出了湘学的属性，即湘学乃官方所推崇的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学问。
二是康熙皇帝所题的“学达性天”匾。《论语》说：“下学而上达”，意谓通过求学而领悟高深的道理。这个高深的道理就是理学所研究的理、气、性、命等等，岳麓书院的最高追求就在这里，故而书院特别重视学子在道德、情操、品性等方面的修炼。
三为宾步程所题的“实事求是”匾。这方匾额虽然题写较晚（民国时期），题匾者的声望地位（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校长）也远不及两位皇帝，但它却是对岳麓书院千年来办学宗旨的最好概括。什么是岳麓书院的办学宗旨呢？张栻在《岳麓书院记》中说：“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培养人才，通过传承道统来治理民众。这就是岳麓书院的办学宗旨。“实事求是”说的就是这种服务于现实的精神和作为。它既是书院的学风，更是书院的价值导向，即崇尚务实，注重实践。在这种导向的指引下，湖湘士子普遍把人生价值定位在安邦治国、匡济时艰上。
就这样，在漫长的历史文明进程中，楚风与湘学共同打造了湖湘文化的精神。大致说来，湘学是其内核，而楚风则是滋养发育这种文化的肥沃土壤。（作者 唐浩明/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岳麓书社首席编辑）
